◎曹思宇

“然后他听到了，清晰而真切，他最中意的可爱声音。那个男孩。它会有海豚的头和游隼的翅膀，它会是一只风暴预警兽，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观察天气。死掉的齿草老爹……想把村子切开，把孩子拉出来。得到他。”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开篇埋下寥寥数笔，既有田园童话的绮丽想象，又有悬疑故事的动魄惊心。这娓娓道来的从容，似真似幻的魅力，对熟知英国当代文坛动态的读者而言，一看便知是马克斯·波特（Max Porter）的妙笔。凭借《悲伤长了翅膀》崭露头角之后，波特于2019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说《兰尼》在视野与技巧层面更上一层楼，接连入围布克奖、戈登·伯恩奖和温赖特自然写作奖名单，可谓风头正劲。

《兰尼》讲述了男孩兰尼和父母搬到距离伦敦一小时车程的村庄生活。父亲罗伯特每日往返都市与乡村，心心念念的唯有工作计划和家庭资产。母亲乔莉曾是一名演员，现在居家专心筹备自己的第一部惊悚悬疑小说。夫妻二人自以为完美融入了新环境。但他们的儿子始终让人隐隐不安。兰尼如同有着魔法的精灵，总是出现在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咕哝着好似神谕的童言童语。唯有独居的中年艺术家“疯彼得”成了男孩的忘年交，一起探索田园的静谧角落。有一天，兰尼突然消失不见，整个村子陷入混乱，所有人都在追问：“兰尼去哪儿了？”危险似乎正在步步逼近。野地里出现的绿色怪物“齿草老爹”和兰尼的失踪有什么关系？村庄的命运又将如何改变？

被“误导”的读者

后脱欧时代的灵魂拷问

在翻开小说之前，心中不免有些疑虑：既有首作珠玉在前，波特究竟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在《悲伤长了翅膀》中，作者便尝试了诸多大胆的叙事技巧。多线程多声部叙事的自如切换，杂糅了散文、诗歌、童话乃至戏剧等变幻不居的文体风格。加之诗意纵横的词句和别具匠心的插画设计，也难怪书评家斯图亚特·凯利会将波特极具先锋意识的叙事语言和狄伦·托马斯相比较。但正因为如此，当我享受着《兰尼》中再次呈现的声、色、形交缠的极致叙事体验时，虽不禁感叹波特的技巧愈加炉火纯青，却也不至于像初见时那般“惊艳”。我更想了解作品的内核是否不再单薄，视野是否变得更加宽阔。毕竟前作“迷人眼目”的技巧背后，主体架构还是关于一个丧偶家庭进行自我疗愈的故事。纵然诡奇绚烂，细腻动人，但呈现的格局终究有限，以至于出色的技巧难免有些许“喧宾夺主”的感觉。不仅如此，《兰尼》最初在英国发表时，“当代英伦田园的魔力”“人与自然的重新连接”云云，乃是常见的推荐语。近年来西方关于环保主义和生态批评主题的作品可谓多如牛毛。要如何在“重返田园，自我救赎”的滥觞中写出不落俗套的境界，叫人不得不为波特捏一把汗。

然而，一口气读完这本仅有180多页的“小册子”后，望着书封上的植物与繁星图样，我不禁笑出声来。这哪里是劝人重归自然的田园牧歌，根本是对后脱欧时代的英国社会发出的一次灵魂拷问。评论家艾瑞尔·库斯比将这部小说定性为“后脱欧时代的民间传说” ，但在兰尼失踪之前，其实很难意识到故事情节和脱欧有何关联，吸引读者大部分注意力的反倒是小说呈现的“民俗元素”。

作品开头“死掉的齿草老爹”登场，其原型很可能是英国民间传说中常见的“绿魔”。在遍布英伦的众多教堂里，拱柱顶端常出现缠绕着植物的人面雕刻，其来历无从考证。直到1939年出版的《民间传说》中，拉格兰女士首次将这类“长着绿植的脑袋”命名为“绿魔”，并推测它们来自异教文化，被中世纪工匠们私自雕刻在教堂不起眼的角落里，代表着“重生”和“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由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墓地的石碑上也常见类似的雕塑或纹样，绿魔形象有时也被解读为“死亡”和“危机”的象征，并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各类文学与影视创作中反复出现。

显然，波特紧扣住了绿魔原型的双重属性，刻意运用时空错置的手法模糊齿草老爹出现的真实时间点，“误导”读者先入为主地以为，面对充斥着工业垃圾的“当代荒原”景象，苏醒后的齿草老爹必然会代表大自然对人类展开报复。想要“把村子切开，把孩子拉出来，得到他”的开场独白，似乎暗示兰尼之后的失踪和村庄即将面临的危机都要归咎于这一超自然力量。

被撕裂的社群

极端的仇外行为

如果真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那么《兰尼》充其量也只能是一部文字优美的二流魔幻散文诗。但当“孩子失踪”这个重要事件发生后，读者便会恍然大悟。波特想要描绘的并不是“绿魔的反击”，而是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社群撕裂与排外行为。

发现兰尼不见之后，赤脚披发的乔莉向邻居拉尔丹太太求助是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后者看到惊慌失措的乔莉，第一反应竟然是抱怨对方举止怪异。她不愿开门施以援手，反而躲在门缝后头指责罗伯特的朋友们平时把车辆停在路边的绿地上。紧接着双方近乎歇斯底里，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的争吵不断升级：乔莉找寻儿子的焦急被屈辱和沮丧取代——“因为我们是新搬来的，我就得乞求一个恶心的老女人帮忙？”“在下一部小说里，我要写死一个拉尔顿夫人这样的角色。”“你是这个英国村子里最差劲的人，我希望你死掉，这样好人就能搬过来了。”

而拉尔顿夫人的回应则更加触目惊心：如果我们，这一辈还有战争记忆的人，告诉这些令人不快的所谓年轻人，这是我们为之战斗过的国家，而你可不能在手机上买到归属感，会怎么样呢？……我本可以报警。那么她就不会跑过来用力捶门、大喊大叫，说她找不到那个头发蓬乱、愁眉苦脸、唱着奇怪小曲的小小吉卜赛人了。

对土地归属和群体身份近乎偏执的信仰最终演变为带有极端种族主义色彩的仇外行为——这是脱欧时代英格兰许多民众与社区呈现出的典型特征。拉尔顿太太痛彻心扉地控诉着：“真正的（英格兰）社区已经死去……担心给社区带来不良影响。担心生活质量会下降。我为这个国家担忧。我希望她会感到厌倦，然后一个体面的人就可以搬过来了”。这类极具煽动性的话术，相信任何稍稍关注过脱欧公投前后英国舆论场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而当村民们开始寻找失踪的男孩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更是一幅令人唏嘘的众生百态：虚情假意的慰问、毫无根据的构陷、不加掩饰的族群歧视和步步为营的自私算计。在波特笔下，兰尼的失踪就如同现实中的脱欧一样，看似是具有某种历史偶然性的黑天鹅事件，却绝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座英格兰村庄内部长期存在却始终被忽视的分裂状态和仇外情绪。

被忽视的话语

被排斥的边缘人

在小说中，波特将大量无名叙事者的日常对话穿插在故事的进程中，初看时很容易丢失这些关键信息。但这些被忽视的话语（“他们是来抢我们工作的”）会在兰尼失踪后重新浮现，提醒读者不是消失的孩子导致村庄的分裂，而是孩子消失在了对外来人充满偏见的空间。

故事开头，和“疯彼得”之间形成的纽带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兰尼已经顺利成为社群的一员。可当读者以失踪事件为节点、重新回溯叙事线索时，会发现这份友谊固然有志趣相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兰尼一家和彼得都是不被村民们接纳的边缘人。乔莉最初拜托彼得教兰尼绘画时，罗伯特（甚至彼得自己）就有所顾虑，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有一回，兰尼和彼得友好地朝路上的孩子打招呼，却换来一句“怪人”的咒骂。兰尼忍不住问彼得：“你觉得，他们是在说我，还是说你？”彼得对此的反应是哈哈大笑，说明两人始终对自己身上的“他者”标签心知肚明。

兰尼消失后，不少人直接把罪名安在彼得身上——“带小孩出去闲逛的老男人清白无辜，世上可没这种事”“让乔莉的爸爸去杀了彼得”。似乎只要把剩下的“怪人”当作替罪羔羊清除出去，一切又会重归平静。按照叙事的顺序，波特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兰尼、彼得和乔莉之间的情谊是别无选择的结果。但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既会为三人直到最后都坚定地信任彼此而动容，也会因为明白了这是被排斥的“他者”之间的报团取暖而感到悲伤。

超脱的写作态度

颇具政治雄心的作品

作家兼评论家维多利亚·史密斯认为，“《兰尼》是正宗的后脱欧时代作品，村庄就像英格兰的缩影，充斥着狭隘可悲的欲望，竭尽所能想要把我们定义的‘外来者’挡在门外。”当故事进入尾声，始终让我们忧心忡忡的“齿草老爹”不仅没有伤害整个村庄，反而将“生命”慷慨地赐予面对危机仍不失信念的人们。兰尼归来了，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而随着齿草老爹的悠然退场，需要直面未来的终究还是村民本身。作为读者，很难不去追问：脱欧之后，千百个相似的英格兰村庄在揭开了社群分裂的伤疤之后，又将以何种姿态面对未知的将来？

在一次专访中，波特表示最初并没有打算创作一部脱欧小说。他想写的是关于一个脆弱的社群（或者说“共同体”），因为种族主义的导火索，迅速陷入危机深渊后的样貌。显然，作家本人把对“死去的齿草老爹”的书写视作某种自我净化的仪式，希望借助传说形象，暂时游离于充斥着民粹与纷扰的现实世界。用波特自己的话说，就是“想象千百年来一直守望村庄的精灵会如何看待脱欧？也许只是池面新泛起的一弯涟漪”。

但必须承认，这种超脱的写作态度并不妨碍《兰尼》成为波特迄今为止最具政治雄心的作品。尽管他努力将脱欧的影响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图景之中，让笔下的精灵再一次温柔地选择守护那些保持善良本心的角色，大大淡化了面对困境时的绝望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在用浪漫主义的逃避和空想，轻佻地预言英国社会的弊病会必然得到治愈。相反，如同兰尼在村庄的每个角落都留下自己的印迹，波特也在小说中不断对读者发出警示：如果不去正视问题的存在，假装一切安好，更严重的危机一定会卷土重来。

这让人不禁想起书中的一个情节：乔莉曾发现一只困在下水道的刺猬。不知所措的她选择用切肉刀杀死刺猬，然后用漂白剂将排水沟清洗干净。事后面对着干净如初的水槽，乔莉表示“感觉很好”，似乎只要当做一个“小秘密”，表面美好的生活就能得以保全。而在故事结尾，当她在森林里俯下身，将同样困在阴冷排水沟里的男孩拉上地面的瞬间，不知是否还会想起那只消失不见的刺猬？